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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新片《慕尼黑》1月26日在以色列公映。人们迫不及待地想通过它了解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惨剧真相如何。但电影毕竟是电影,关于此案的真实情况以及对当今世界造成的影响,知名作家西蒙·里夫在《九月的一天》这部书中的描述更为精准。1月22日出版的英国《独立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血染的黑色记忆 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成员翻过奥运村大门,进入以色列代表队驻地,劫持了9名运动员和两名官员。以色列人奋起反击,恐怖分子打死了两人,然后要求以色列释放在押的230多名巴勒斯坦犯人,并要求德国允许他们安全离境。经过谈判,恐怖分子同意押着人质飞往开罗。德国用两架直升机将他们运往一个空军基地,准备转机离境。同时,德国政府决心在机场解决问题。 此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埋伏在空军基地。摩萨德第三任局长扎米尔接受里夫采访时抱怨说:“我们到达空军基地时,那里漆黑一片,我简直无法相信。机场应该到处都是灯光才对。我想,是不是有很多德国狙击手掩藏在黑暗中,但其实没有。德国人真没用。”两架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恐怖分子准备押着人质登上一架波音727飞机,但飞机上的德国警察突然离岗,只留下5名狙击手应对恐怖分子。狙击手向恐怖分子开枪,却没有击中目标。“黑九月”头目惊觉是个骗局,开始还击。后来,德国的援兵赶来。一个士兵的枪莫名其妙走火伤了自己人,恐怖分子听到枪声,打死所在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另一人引爆了手榴弹,直升机起火。另一架直升机上也响起了枪声,里面的5名以色列人全部遇难。 “上帝之怒”影响深远 很快,巴勒斯坦的军事基地遭到报复性轰炸,不少武装分子被打死。德国政府释放制造慕尼黑事件的3名恐怖分子后,以色列启动了一项名为“上帝之怒”的秘密行动,即定点暗杀慕尼黑惨案的肇事者。第一个被杀的是旅居罗马的巴勒斯坦人茨维特。1972年10月16日晚,茨维特回到公寓大厅,以色列特工出现在他面前,顶着他的胸膛开了12枪。然后,摩萨德瞄上了“黑九月”在法国的头目哈姆沙里。1972年12月初,以色列特工假装意大利记者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约见哈姆沙里,爆炸专家则潜入了他的公寓,在电话里安了炸弹。第二天,“意大利记者”往家里给哈姆沙里打电话,刚说了一句话,炸弹就引爆了。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参与了“上帝之怒”。他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了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上帝之怒”是国家批准的暗杀行动,持续了20多年。里夫认为,这对中东局势乃至世界恐怖活动与反恐形势有着深远影响。慕尼黑惨案后,在政治解决方案无效的情况下,暗杀成为以色列人应对恐怖活动的唯一方法。尽管以色列称,德国释放的3名慕尼黑惨案凶手中,有两人已被定点清除,但有不少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赔上了性命。不少摩萨德高官后来私下承认,定点暗杀没起什么作用。“上帝之怒”行动后,加入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大幅增加。起初定点暗杀基本是由一两个特工秘密执行,后来以色列开始使用导弹和大型炮弹轰炸目标所在地,经常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犯了众怒。慕尼黑惨案逼着以色列搞定点清除,但定点清除带来更多的“慕尼黑惨案”。 暗杀无法遏制恐怖 直到2001年9月11日前,以色列是西方国家里唯一公开实施暗杀的国家。 “9·11”事件前两个月,布什政府还批评过定点暗杀。但“9·11”后,美国人的态度变了,中央情报局很快列出一个暗杀名单,美国人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从“上帝之怒”中吸取经验。2002年11月,美国无人机在也门向“基地”组织一名高官的汽车发射了导弹,该高官当场毙命。这标志着美国成为第二个实施定点暗杀的西方国家。此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很多定点暗杀行动。美国甚至提议在伊拉克组建专门的暗杀别动队。 斯皮尔伯格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喜欢以色列受到严重威胁时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我认为以‘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尽管斯皮尔伯格不是要通过电影重述历史,看过该片的记者也认为,《慕尼黑》不可能对巴以关系带来任何影响,但它和《九月的一天》这部纪实作品一样,都能让人们了解,国家命令的暗杀运动无法遏制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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