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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解放前,历经德国、日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半个世纪的统治,帝国主义、封建帮会及反共、反人民等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具有较雄厚的社会基础。从194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驻青岛的“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和美国海军“四十四海外观测队”等特务间谍机关,开始进行“应变”部署,大量布置特务间谍潜伏,暗中联络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势力,纠合“地下武装”,图谋“长期潜伏、伺机反攻”。青岛解放前夕,山东省内及华北已解放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党团人员以及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地主恶霸纷纷逃亡来青。其中一部分人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部分潜藏下来。
　　青岛解放初期,反革命残余势力趁人民政权建立伊始,百废待兴之机,相互勾结,大肆进行窃取情报、武装袭扰、杀人抢劫、造谣惑众等破坏活动。公安机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清剿武装匪特,摧毁潜伏特务组织”为重点,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1949年6月9日,市公安局经缜密侦察,破获国民党保密局济南特别站潜伏特务案,逮捕上校站长刘德蕴等特务6名,缴获电台及密码等特工器材一宗。该特务组织设在济南、德州、惠民、临清、泰安等地的秘密联络站亦相继被破获。同年8月24日,由原国民党青岛保安旅十一绥靖区残余分子纠合组成的“崂山特务大队”,在浮山区徐家麦岛开枪打伤区政府干部,又在台东三路、金家岭村敲诈、抢劫群众钱财。市公安局统一指挥浮山、李村分局进行侦察,于8月26日侦悉匪特踪迹,并立即包围了匪特巢穴。特务组长辛成清拒捕,被当场击毙;匪首张延德、马克信等18人被擒获。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至同年底,全市公安机关共消灭武装匪特10股,127人;破获潜伏、派遣特务组织40余个,逮捕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754名;缴获电台32部、枪支800余支。
　　1950年1月,市公安局侦悉国民党保密局预谋从台湾派遣大批武装特务在青岛沿海登陆,立即部署防范,并采取措施进行侦控。5月14日,由少将纵队长郭立茂、副纵队长江振钰率领的国民党保密局“山东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二纵队”100余名武装特务,在胶南县大珠山东侧南小庄前海滩登陆,被当地民兵发现。胶南县公安局和民兵配合驻青岛解放军部队迅速将匪特包围在大、小珠山一带,经两昼夜激战,生擒郭立茂、江振钰等武装特务95名,击毙4名,缴获武器99件、子弹3万余发、手榴弹300余枚及伪造的人民币4 200余万元(旧人民币)、反动纲领《敌后工作实施方案》等;先期潜入和围歼时逃脱的6名特务,相继被捕获。
　　50年代初期,经过“镇压反革命”、“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等运动,公开的反革命破坏活动明显减少。市公安局根据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呈现出的与国内外政治形势紧密关联、时起时伏的特殊规律,加强对敌情、社(会)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侦察工作经验,及时、准确地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1951年3月19日,市公安局侦破“中国社会党”反革命组织案。该组织首犯马旭东,受驻香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派遣潜入青岛,网罗暗藏的汉奸、兵痞30余名,组成“中国社会党”及“中国民主联军”,妄图呼应美国侵朝战争和所谓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武装暴乱。1955～1957年,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华浪潮,国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遥相呼应,纷纷组成反革命组织,疯狂进行颠覆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青岛市公安局加强侦察破案,先后破获了“中央道”反动会道门复辟案(1955年7月)、魏书田等人利用宗教作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案(1955年11月)、国民党“国家安全情报局”派遣特务案(1956年10月)、“中国自由党”反革命组织案(1957年6月)、“中国蜜蜂党”反革命组织案(1957年11月)等反革命案件。同期,在中共青岛市委统一领导下,以公安局为主开展了清理敌伪政治档案和清理旧有敌特组织的工作,从中发现、查获了大量隐藏较深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为进行“肃反”运动和“审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台湾当局加紧进行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在大批派遣特务潜入的同时,通过广播和空飘、空投宣传品,搞反革命煽动。一度蛰伏的反革命分子以为“变天”复辟的时机已到,有的散布战争谣言,有的与境外特务间谍机关挂钩联络,有的威胁、报复基层干部和群众,有的组成反革命组织进行投毒、放火等破坏活动。市公安局针对敌情变化,一方面加强边境地区治安管理,组织群众开展“反心战”、反登陆斗争;一方面加强侦察破案,重点打击同台湾当局和其他境外特务机关遥相呼应的反革命犯罪分子。连续破获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分会、敌后工作队、中华民国全国同心会青岛分会、反共救国联合会等多个反革命组织。1962年初,周瑞章、尹云瑞等4人,以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为目的组成“敌后工作队”,陆续发展成员37名。他们制定“队章”,散发“告同胞书”,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市公安局经侦察,于当年7月16日破案,41名案犯无一漏网。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岛市的公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也影响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等专门工作的正常进行。但是,青岛广大公安干警排除干扰,仍破获了一批派遣特务和趁“动乱”之机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案件。1972年12月,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特务郑云田(代号“山诸朝郑56747”)潜入大陆,在北京、长春、青岛等地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发展特务组织。青岛市公安局同长春市公安机关组成联合侦破组,协同侦察,于1973年3月26日将郑犯查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治局面安定,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案件在数量上减少,但作案手段日趋诡秘,危害性仍然存在。市公安局根据敌情变化研究制定对策,重点打击进行反革命煽动和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机、劫船、爆炸等犯罪活动。1979年12月29日,市公安局破获“4·28”反革命案件。案犯卢可堂自1972年4月28日起至1979年11月25日,先后36次在全市范围内散发反革命传单5 800余张。市公安局在7年零8个月的侦破工作中,广泛发动群众,锲而不舍,终将隐藏较深的案犯查获归案。1986年10月15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向阳红09号”考察船被船员胡英杰、梁波等人劫持,企图驶往台湾。幸发现及时,被其他船员制止。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迅速查明了案犯的预谋过程和其他同案犯。
　　青岛市公安局在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实行专案专办,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和必要的特殊侦察手段获取罪证,严格区分反革命与其他刑事犯罪的界限,坚持预防和打击相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危害。1949年6月至1986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大多数年份的破案率在90%左右。